科普巨擘 科幻传奇 研究先锋 ——叶永烈科普科幻创作综述

作者:徐彦利来源:中国科普研究所发布时间:2019-04-29

以文学的视角看科学,以科学的视角看文学。

科普巨擘 科幻传奇 研究先锋 ——叶永烈科普科幻创作综述

叶永烈(网络图)

一个作家的创作能力有多强,研究视域有多广,叶永烈或许能够刷新人们通常意义上的认知。成语“著作等身”常用来形容作家的高产,但多为溢美之词,鲜有人能真正达到。但将此词用在叶永烈身上,却还远远不够,200多本书共3000万字的创作体量何止是等身,已是大大超过了。

叶永烈从11岁开始发表作品,少年时期便走上文学道路,后来历经几多职业,身份几经变换。他是导演,著有介绍电影制作过程的《电影的秘密》,拍摄过《红绿灯下》,获得过最佳科教片奖;他是记者,远赴自然条件恶劣的罗布泊,零距离追踪科学事件,拍摄大量照片并持续报道,写下《追寻彭加木》这样的纪实文学;他是编剧,写过《美猴王》《神笔大侠》《中华五千年》等剧本;他是专业作家,风格多变,既写科普又写科幻,还写游记和传记,有35篇文章被选入各种版本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他是研究者,对科普科幻的研究硕果累累,言前人之所未言,学术观点严谨周到。他处处涉猎又能处处开花,很难定位哪个领域的成就是其人生的巅峰。但可以明确一点,他是当代以来,中国科普与科幻创作的奠基者之一。不同年龄段的读者受其启发,循着他的作品走进对科学的探索之中。

对于中国当代科普科幻文坛来说,叶永烈这个名字有着多重意义,他的写作之路、诸多成就、对社会的影响、引起的争论等几乎是中国当代早期科普科幻发展的缩略图。他的笔下,有对高科技与美好未来的憧憬,有面向大众普及科学的执著与热情,有对新叙事形式的探索与尝试。畅销、鲜花、褒奖、荣誉以及质疑、批判、嘲讽、打击,一个科幻作家所能遭遇的,他都经历过。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可以从叶永烈身上读到一部中国当代早期科普科幻发展史和思想发展史,他的经历与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紧密相连,完整地阅读叶永烈便意味着开启了一次中国当代科普科幻之旅,研究叶永烈的科普科幻创作,对于重新审视中国当代思想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叶永烈科普全集》(共28卷,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12月)为例,试图概括出叶永烈在科普科幻及相关研究领域所做出的贡献,其转型后的传记文学等不在此列。

叶永烈的创作历程自科普起步,可以追溯至1959年。当时,他还只是一个19岁的学生,便已在报纸上发表了数十篇科学小品,第二年将其结集为《碳的一家》,这便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书。书中以碳元素为中心,介绍与其相关的物质,例如,由碳元素构成的金刚石、石墨、煤、二氧化碳、石灰石、石油、糖等,它们分别具有何种特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别;碳元素与其他元素反应得到的新物质,这些物质在生活中的形态等。内容由浅入深,妙趣横生,为人们打开了一个新异而奇妙的世界。当时政治氛围浓厚,适合青少年的读物异常稀缺,可想而知这样一部脱离政治语境又通俗易懂、活泼有趣的科普书籍受到了怎样的喜爱。

后来,叶永烈的科普创作一发而不可收,灵感频频,俯拾皆是,挥洒自如,步履轻盈。其科普读物、科学小品、创作理论等大面积覆盖阅读界,尤以参加《十万个为什么》的编著为代表。这套丛书在国内几乎家喻户晓,引起了社会极大反响,总印数超过1亿册,激发了读者“对科普读物的兴趣”,甚至“影响了他们以后的人生选择”。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的经历为叶永烈提供了创作的知识储备与专业眼光,那些信手拈来的数理化知识也令人大开眼界。然而,科普创作并非易事,仅有知识储备是不够的,还需要知识的更新、精进,更要懂得写作的技巧,摆脱教科书式的宣教。纵观叶永烈的科普作品,大致可用以下几点概括。

博与新

题材之“博”之“新”是叶永烈科普创作的一大特色,其写作范围之广令人惊异,几乎包罗万象、无所不纳,其科学视野的宽广与敏锐的发现眼光令人感叹,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作家的勤奋与思索的深入,这是优秀科普作家必备的特质。他像一个孜孜不倦的解谜者,不断剥开大自然的神秘外衣,露出内部真实的肌理,通过一个个常见的现象让人们探求其背后的原因。

他要求自己“做一个科学杂家”,闳览博物,认知辽阔的科学疆域。上至天文航空、下至地理考古、中晓物理化学,世界万物都能引起他的好奇,成为其关注的对象。他写植物、写动物,介绍种子的组成部分,发芽的必要条件,写蝌蚪变青蛙的过程及捕虫本领,写染料、香料、化学元素、塑料、皮革,还写熊猫、风筝、集邮、火花、青苔和海鸥。除此之外,1981年,叶永烈在创作《黑影》《暗斗》等“金明系列”惊险科幻小说时,因深入警方生活,了解了许多现代侦破技术,竟产生出一部厚厚的“副产品”——《白衣侦探》。书中讲述了种种现代科技侦破技术,如通过指纹、唇纹、声纹、血型和头发等细节破获案件,剖析众多实证案件的蛛丝马迹,不是科幻却更加精彩,让人手不释卷。这也是一次大规模的科普与公安侦破题材结合的尝试。

体裁之“博”同样引人注意。可以说,在科普创作这一大背景下,没有哪一种体裁是他没有尝试过的。他率先提出“科学杂文”“科幻童话”“科学寓言”3种体裁,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了国内第一本科学杂文集、第一本科幻童话集和第一本科学寓言集。除了人们熟知的《十万个为什么》中以问答形式出现的知识条目类和由某一主题生发开去的科学小品外,他还写过科学散文、科学随笔、科学诗、科学相声、科学家传记和科幻电影分析等,努力将科学知识与多种文学体裁结合以寻找最佳的表达方式。作家偏离自己擅长的风格,时常转换体裁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冒险,因为这是一种“扬短避长”。但叶永烈的尝试却令人敬佩,他不怕失败,只希望用更多的文学形式表达科学的内容,丰富科普传播的手段。他在科学相声中反复思忖怎样“寓科学于笑声”,如何甩出科学“包袱”,从科学本身挖掘笑料;在科学寓言中探索怎样避免不伦不类,不失去寓言的味道;在科学诗中专注科学内容不影响诗的本质;在科学童话中从不偏离儿童视角,这些都体现了勇敢的创新精神。

叶永烈的科普作品注重“新”,提倡文章的时效性,提倡及时了解最新的科学发展与应用,常对当下的科技成果做出最快的反应。他批评中学教科书中的内容没有及时更新,向学生灌输着旧知识;批判有的作家信息滞后,“把早已实现的科学技术仍当作科学幻想来写”;提醒科普作家不能把老化的知识写进科普文章,为此应“消息灵通”,要“懂得外文,能够直接涉猎外文科学期刊”,这样便省去了等待国内翻译的时间。

他阅读科学杂志、收集科学资讯,将世界领先的种种新科学、新技术、新成就、新动态汇编收录,如其1959年收录的《科学珍闻三百条》,后来成为《小灵通漫游未来》的核心内容。他建议科普作家应随时留意科技领域的更新,一些旧有数据如化学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长江黄河的长度、珠穆朗玛峰的高度等,都应采用最新测量公布的数据。

“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几年,中国还未摆脱其造成的伤痕,沉浸于控诉与批判的滚滚洪流时,叶永烈已写到在模拟舱中体验航天员的太空生活,开始了航天之梦;写到红外线的应用:红外照相机、红外望远镜、红外显微镜、红外测温仪;写到换心术、换头术、器官移植、人造器官、人机对弈等高科技领域。近40年后的今天,当这些科技有的已广泛运用于生产、生活或军事等领域时,我们才赫然发现作者对它的描述是多么超前。

理与真

“理性”与“真实”是叶永烈科普作品严格遵守的法则。其作品中的科学原理往往反复推敲,言说有据。不主观、不虚妄、不夸大、不渲染,剔除时代因素影响,剔除个人好恶,按照事物本来的样貌描写,按照高度的理性精神分析是其科普作品的第二个特色。

他主张数据、引用一定要准确,从网络上查阅下载的数字常常不准确,需要认真核实。谨慎、辨伪、求真、理性是科普创作的关键。普及已知的、正确的科技知识,即便要把正在探索、争论的问题写入科普作品,也应如实说明各种不同的学术见解,去除自己的主观倾向性,因为“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在《辨伪——谨防以讹传讹》中,叶永烈批评英国严肃杂志《新科学家》在愚人节抛出牛肉与西红柿杂交的玩笑,批评望文生义误传很广的“詹天佑钩”,他认为去伪存真、有效辨别是科普创作必须遵守的,即使对名家的观点也不应过于迷信,而应核实准确无误后再加以引用。

为了弄清干扰素的奥秘,他特意去军医大学向教授请教;听说某仪表厂试制成功“电子鼻”, 马上去实地了解情况;某市办起了“扬子鳄繁殖研究中心”,立即动身访问;为了研究科学小品创作,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许多报刊,复印了数百篇文章。1972年,叶永烈读到《考古》杂志中考古学泰斗夏鼐的论文,认为“西晋无铝”的理论依据不足,观点不能成立,于是写信质疑,1982年再次发表文章反驳,1983年第三次引用事实材料反驳,1993年第四次深入论争,其间多次与夏鼐本人、杂志编辑部和其他相关者信件往来,并写出了万字以上的论文。从科学的角度予以辨析并和专家观点对峙,这样的理性求真态度令人折服,也使他的科普作品最大程度上避免了主观不实,达到了对细节锱铢必较的境界。

他曾严厉批评收入中学语文教材的文章《悲壮的两小时》,指出这篇科普性文章犯了常识性错误,同时提供了权威资料进行佐证。他认为宇宙飞船返回大气层花费两小时落到地面不可能,两小时内与地面一直保持通话也不合常识,文章作者没有经过推敲便随意编篡,有悖于科学精神,应该立即从教材中删掉并告诉学生文章错在哪里。有理有据的批驳引发了社会多层面的讨论,使教材编选体制成为社会热点。

趣与深

“趣味”与“深入探索”是叶永烈科普创作的第三个特点。怎样把僵硬的科学知识变成一篇篇妙趣横生的文章,既不失科学之真,又要摆脱说教、罗列和枯燥之弊;怎样不流于浅尝辄止,而能由浅入深,把书写对象放在显微镜下仔细打量,这些都是叶永烈科普作品关注的重点。

《漫话空间技术》一文中,叶永烈以李贺的《梦天》、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起笔,点出古人遨游太空的梦想,接着从古代神话、敦煌壁画等角度写古人对远离地球限制的向往,诗意十足,文学意味浓厚。然而,提倡趣味并不意味着浮光掠影、不求甚解。一篇好的科普作品,应既能以趣味性吸引初级读者,也能禁得起高级专业人士对其的打量与推敲。还以《漫话空间技术》为例,文章在趣味性充分体现的同时,继而转入介绍人造地球卫星发展史、用途分类、各种卫星的独特之处、航天员的太空生活、中国自己的空间实验室等。有浅有深,有面向外行的浅表介绍,也有面向内行的数据统计和专业分析。

关于趣味,他说“千万不要以为科学总是严肃的”,“科普作家要善于把科学的趣味写出来”,遇到读者不熟悉的知识硬块时,就要换一种思维方式和写法,使之更加生动。即使是“死”数字也要写活,将之形象化,否则会让人感到枯燥。科普创作离不开科学原理、专用名词、科学定律等,这些全都是一幅幅僵硬的面孔,不易理解、不易亲近,需要通过有序、有趣的文字描述才能变得明白易懂又极具阅读价值。为了提高这些科普读物的趣味性,叶永烈努力摆脱“理科男”叙述的僵化单调,更多关注科普知识的讲述方式,与教科书式的宣讲划清界限。

他会在科学小品中穿插俗语、谚语、寓言、诗词、故事、民间传说、影视情节、生活现象、衣食住行常识等,使它们与生物遗传、航天、天体物理、考古、计算机、海洋学、机器人等科学领域的知识交叉互渗,以达到文理结合、虚实结合、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气纵横捭阖,书写汪洋恣肆,在同一主题下,通过多学科、多维度、多侧面地打量,深挖细掘予以全方位详尽解析,将无趣的科普知识巧妙地镶嵌在轻盈华丽的丝绸之下,抚之如水,捻之如云。

无论博与新、理与真、趣与深,叶永烈的科普创作特色无不源于他对作品明确的价值取向定位。1982年2月,叶永烈在《科普作品的社会功能——“银镜”中之我见》中因自己的作品被读者肯定并帮助了他们的生活而感到欣喜,意识到“科普作品应面向工农业生产,面向生活,使读者长知识”。科普是要起作用的,这一点不同于散文的浪漫、小说的虚构、诗歌的抒情,只有在生活中切实发挥作用,给予读者实实在在的启迪与帮助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因此,他会在意各种各样的“生活中的科学”,写日常用品、衣橱、厨房、天气、电影院,写人们忽略的衣食住行中的科学,带有广为播撒的普世性启蒙色彩。他的科普作品为一代代青少年打开知识的大门,引领他们走入五彩缤纷的科学世界。摆脱无知、愚昧、庸常,走向智慧、澄明与思索。

除了大量的科普作品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他那颗诚挚而坚定的科普之心,那种对科普深入骨髓的热爱。《十万个为什么》以篇计费,但他的稿费却比别的编者低了一半——他接受;“文化大革命”的严寒与紧张的政治氛围中,他冒着危险躲在上海一间11平方米的破旧小屋里写作——他忍受;下放到“五七干校”种水稻做植保员,3年中天天跟虫子打交道他不以为苦,竟还苦中作乐地写下了科普作品《治虫的故事》;写作不能领到1分钱稿费只收到样书亦“万分高兴”……这些在当代人看来不可想象的事情,都折射出叶永烈感人至深的精神追求。

科幻创作

叶永烈的科幻小说数量较多,一些名篇如《小灵通漫游未来》《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爱之病》《暗斗》《腐蚀》等广为流传,一版再版。除此之外,在同时代的科幻作家中,叶永烈是能被主流文学接纳并予以肯定的极少数类型文学作家之一,首发于1981年《人民文学》的《腐蚀》便证明了这一点。纵观其数量庞大的科幻作品,大致可从主题、结构、叙事等方面分析,揭示其别具一格的创作特色。

“为现实”的主题

叶永烈科幻小说的主题相对集中而洗练,如同车辐集中于车毂,其小说无论篇幅的长短、人物形象的差异、叙述风格的不同,都可涵盖在同一个大主题之下,那就是——“为现实”。数量庞大的小说指向较为统一的主题,辐辏出明确的价值取向,这些主题体现了作家对科幻作品的终极定位,即科幻作品应与现实相关,每一个科幻创意都应作用于生活并有益于生活。这一点上,其科幻作品与科普作品是殊途同归的。

“科”以致用

科学应正向作用于生产、生活,而非阻遏、损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这是叶永烈大量科幻小说中体现出的观点。歌颂人类通过科技手段掌握世界和自然的能力,使自然具有更多人化特征,将人类从必然王国提升至自由王国。主人公始终在法律与道德允许的范畴内合理运用科技,使其沿正确方向运行,发挥积极作用,只有对现实产生正向推动作用的发明和研究才值得肯定与推广,它们必须使人们的生活更美好、更方便、更快捷,这是叶永烈小说毫不含糊的前提设定。

在叶永烈的科幻作品中,几乎很少见到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顾均正《北极底下》、威尔斯《莫洛博士岛》、刘慈欣《魔鬼积木》等小说中的疯狂科学家形象,他们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反人类行为,是地地道道的利己主义者甚至社会罪人。叶永烈小说中出现了许多在生活中能够大大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生活水平的科幻创意。例如在《鲜花献给谁》中,作为医生的“我”给马师傅移接了手臂和脚,把他从残疾人变成运动员;《“大马”和“小马虎”》中,杨大夫和同事从蝾螈和蜥蜴身上提取出“蝾蜥剂”,即再生刺激剂,给人注射后可以长出新的器官;《旧友重逢》中,老同学老余发明“X-3”药水,用人工方法改变鲑鱼洄游路线,游到人们指定的区域;《飞檐走壁的奥秘》中,爸爸仿照壁虎的脚做成“走壁鞋”“走壁手套”,供消防员救火及工厂、建筑工地使用;《伤疤的秘密》中从蜂蜜里提炼出钽,将人的头骨修补得天衣无缝;《奇妙的胶水》中藤壶分泌出的“胶水”可粘牢各种东西,甚至地板、钢板;《奇怪的蜜蜂》中研究蜜蜂的语言,增加蜂蜜的产量;《“逃会教授”的秘密》中通过单性繁殖,培育出和陶惠教授一模一样的人,代他出席各种会议,使其从“会海”中脱离出来,把精力用在科学研究上;《喜新厌旧》中抽屉式的建筑,可以随时搬家,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科”以致用的集大成者是著名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小说中所有的新事物、新发明无不体现着科学对人类的有用、有益性,以人类的得失判断科学的好坏成为作者毫不掩饰的评价标准。

“科”以报国

爱国主义是叶永烈科幻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忠于祖国与忠于科学像两条并行不悖的绳索,深深嵌入各种长长短短的科幻叙事中。这是“科”以致用的合理延伸,是其在政治和民族意识上的体现。

叶永烈塑造的科学家形象往往较为一致,都有一身铮铮铁骨,执著于科学探索,满怀一腔报国之志,希望将自己的科学研究献给祖国,在个人与国家的利益冲突中,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实现其“科学爱国”“科学救国”的人生理想,虽死而未悔。《生死未卜》中的科学家施宏乐,《神秘衣》里客居 热带岛国的华侨杨林生,《弦外之音》中的欧阳予清等均是这一理念的体现者。

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的主题并非叶永烈独有,而是中国科幻进入当代后的一个集体选项,郑文光1957年的《火星建设者》、童恩正1960年的《古峡迷雾》与1978年《珊瑚岛上的死光》、王国忠1963年的《黑龙号失踪》等都紧紧围绕爱国主题进行架构,在和平时期对未来的科技战争做出预想,分析战争过程中可能受到的高科技攻击,这些均反映出国家处于经济相对贫弱落后时期作家的忧患意识。走在时间前面,为国分忧,危机意识成为当科幻小说家的共同取向。

跳出个人、集体、国家的范围,在更为宏阔的背景下则是“科”以救世。科学应对整个世界产生积极意义,这体现了科学的大爱。《演出没有推迟》中,中国科研人员将自己辛苦研制新疫苗的方法向全世界公布;《爱之病》中,中国毫无保留地向世界公布“反滋一号”技术以共同面对全人类的敌人,都显示出科学的至善境界——拯救人类。

结构与叙事

在“为现实”的明确主题下,无论“科”以致用、“科”以报国还是“科”以救世,作者对矛盾冲突的描写常采用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模式。是非对立、善恶对立、真假对立、美丑对立、正邪对立、敌我对立、爱国与叛国的对立等,双方态度鲜明、此消彼长,在你死我活的对峙中反复较量,最终正确战胜错误、善战胜恶、美战胜丑、正战胜邪、我战胜敌、爱国战胜叛国,缺点得以改正,阴谋得以粉碎,科学成果得以载誉回国。“为现实”的主题下,矛盾的设置及最终化解都不复杂,虽然也注重悬念的先声夺人、情节的起伏跌宕和明线暗线的彼此交叉等,但圆满成功的结局却无一例外。

《腐蚀》便是典型的“是非对立”二元模式。献身科学的李丽、杜微、方爽与功利主义的王璁的对立,无论是腐蚀菌的科幻创意还是对科研工作者不同个性的描述均属上乘,但人物性格的一百八十度转变却显得过于简单,人性的复杂并未得以彰显。自私自利的王璁进入沙漠实验室后,目睹了方爽的遗书和尸体,马上受到精神感召,一下子从利己主义的悬崖上勒马而回,自动留在沙漠献身科学研究以洗涤自己的灵魂。这种顿悟式的转变过于突然,缺乏必要的合理性及性格逻辑性,反而不如王璁之前的自私写得精彩。

然而在众多单一结构和传统叙事手法外,有些篇目的结构与叙事却达到了令人惊叹的超前地步,似无人驾驶汽车出现在一片原始马车之中,跨越“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这些中国相继出现的文学思潮,提前数年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先锋文学相衔接。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为止任何文学批评包括科幻批评都未注意到这一点,不得不说,当前中国的科幻批评与主流文学批评相比滞后了很多。这一点概源于进入当代后科幻批评的方向所致,它们更多聚焦于科幻创意或小说的科普功能,极少引入纯文学的评判体系,科幻批评与主流文学批评始终保持着桥归桥、路归路互不交叉的态势。事实上,叶永烈早年创作的科幻小说中便已开始叙事的创新,不仅重视“写什么”,而且非常在乎“怎么写”,对形式的关注并不亚于对内容的关注。

写于1978年的《飞向冥王星的人》较早运用了“多视角叙述”与“多时空并置”的手法。这种叙事手法在当时极为罕见,因为过于超前并未引起评论界足够的关注,而读者感兴趣的是吉布雪藏之后奇迹般的复活,29岁的他与85岁的妻子相见时的违和感。小说共分为5节,每节都采用不同的叙述视角。第一节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交代飞向冥王星的载人宇宙飞船实况转播;第二节以珠玛的口吻第一人称视角向观众讲述她和吉布的爱情与遭遇;第三节杨大夫向观众讲述吉布是如何被发现的;第四节赵院长讲述吉布的人工复活过程;第五节盛所长讲述吉布复活后的情况与自愿申请飞向冥王星。五个叙述视角你我相连,互相补足,彼此说明,前后相继,共同勾勒出一个完整的故事,阅读时会被不同的叙述者带入到不同的情境中,领略那些特别的场面和人物的内心活动。21世纪的今天,当主流文学批评操纵着“多视角叙述”“叙事艺术”“叙事时间”这些时髦的理论术语,热烈探讨着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作品时,我想他们或许并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后叶永烈早已开始尝试,只因作品被归为科幻类型而未引起主流文学的足够重视,不得不说是批评界的遗憾。

另一篇《剪刀加糨糊》在其众多的科幻小说中并不起眼,但其叙事策略却颇具匠心,成为科幻小说问鼎先锋叙事技巧的先行者。小说篇幅不长,由作者说明、5张剪报、后记及编者注组成。作者说明中作家以真正的身份出现,无论姓名、职业、生活习惯及与编辑的交往都真实无误,这些可以通过作家的创作谈得以证实,对构思过程、写作过程的暴露也坦率真诚。中间插入了4位作者的5张剪报,以纯客观的姿态出现,剪报内容有的毫无关联,有的则互相抵牾、彼此驳斥,其中不仅有作者的署名,甚至还细心地写出了刊物名称和发表时间,看起来真实可靠。内容分别为小儿麻痹症患者言之凿凿地称自己爬上了自由女神像的22层;别人的质疑;年轻的历史专业研究生到元朝体验生活等。而在小说结尾,却并未给出这些事件孰真孰假,有何关联,只在剪报五中介绍了“三如电影”,至于“三如电影”与前面几篇剪报的关系,读者必须自己思考才能最终领悟,富有开创性的将“可读的文本”变为“可写的文本”,呼吁读者的参与意识。

在这个不长的文本中,综合了“拼贴结构”“元叙事”“开放式结尾”等前卫叙事技巧,这在1980年前后尚不多见。其对叙事策略的关注已遥遥领先于当时的文坛,颠覆了科幻小说的简单模式,成为独树一帜的存在。当然,这种创新对当时的读者而言尚属新鲜事物,读来颇为懵懂。以至于作者在小说尾部加上了后记,用编者注的形式表明“这是作者行文的一种方法,那些‘摘文’并非真是他人之作”。叙事的真真假假、虚实难辨、迷离惝恍在当时甚是少见,直到后来先锋文学的各种叙事技巧乱花迷眼时,马原、余华、苏童等人的作品中才将这些技巧作为常用的叙事手段,不再刻意加以注释。

10年后,先锋小说已成气候,批评家与读者都惊异于马原、余华作品中各种各样的“拼贴”和“叙事圈套”,并不知道这些技巧10年前在科幻作家叶永烈手中早已运用纯熟。如果不是1983年冬他因长篇科幻小说《黑影》遭到不公正批判,痛下决心远离科普科幻,转型至纯文学领域,我们对叶永烈的叙事创新还可满怀期待,然而时间无法倒流,这种遗憾也只有深深埋在心里了。

除了以上的创新,叶永烈读了美国科幻小说《酷肖其人——一个无性生殖的人》后,沿用原故事及人物写出了续篇《自食其果》,之后有人为《自食其果》写了续篇《适得其反》,再之后又有人向下续写了《胜似其人》。4篇共同构成一部接龙式科幻小说,如海浪般各有峰谷却又能连成一片,这在国内科幻界尚无先例。

科普科幻研究

许多年来,无论读者还是研究者,几乎都毫无争议地把叶永烈定位为科普作家、科幻作家,很少有人称之为学者,对其在科普科幻领域的研究工作视而不见,主观忽略。这多半是因为其科普科幻作品数量庞大之故,如同达·芬奇在众多的身份中,往往以画家身份传世,其他领域的贡献并不为公众所熟知。然而毫不夸张地说,叶永烈在科普科幻领域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在理论研究、史学梳理、往事钩沉、术语定义、文献发掘及中外科幻文学对比方面,均有独到之处。

他重视且善于发现问题和寻找答案,极有耐心地埋头于旧资料中寻找证据、追本溯源,一些发现已成为科普科幻领域的首创或奠基性观点。为了考证中国科幻小说的起点,他埋头在上海图书馆里反复查阅古籍,最终在1904年的《绣像小说》杂志上,发现了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这是比《新法螺先生谭》(1905年出版)更早的科幻小说。接着,叶永烈又向上海的“掌故大王”郑逸梅求证荒江钓叟究竟是谁,由于郑逸梅也说不清楚才只得作罢。从1981年12月21日这一发现在《文汇报》上第一次披露,至今已过去30多年,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无数次在各种中国科幻经典赏析中作为第一篇目出现,被科幻界公认为是中国第一篇科幻小说,1904年则是中国科幻小说的诞生元年。

只要与科普、科幻相关,便能激发起叶永烈的研究兴趣。他考证出顾均正发表于1940年的《和平的梦》是国内第一篇惊险科幻小说,钩沉出1920年陈衡哲(莎菲女士)的科学童话《小雨点》是中国最早的科学童话。他探求“科学小品”一词何时在中国诞生,出自谁人之口,科学相声的出现缘由。为了考查“科学小品”的来历,他请教陈望道、高士其,查阅旧期刊,写下了《科学小品探源》《读“科学小品”源流再探》等考证文章,最终将中国“科学小品”的发轫定位于1934年上海创刊的《太白》杂志,认为科学小品“是时代的产物,是集体的创造”,而非出自某一作家或编辑,目前这一观点广泛被业内学者接受。

他深入研究中国科幻文坛,从古代至近代、现代、当代,分析每个时代科幻作家的创作风格,还进一步探讨这些作家间的异同。例如,对《太白》作家群的分析便切中肯綮,认为“顾均正科学小品的特点是内容新,常常把当时科学的最新成就告诉读者,而高士其、周建人、董纯才、贾祖璋则偏重于基础知识,尤偏重于生物基础”。他分析贾祖璋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从立意、科学原理、结构、创作特色等层次多方面予以打量,引导读者更加深入地理解科普文章。选取诸如老舍、童恩正、肖建亨、刘兴诗、宋宜昌、魏雅华、金涛等知名科幻作家的经典篇目逐篇解读,对一些同时代的科普科幻作家进行创作访谈,为他们写传记,就某个科普科幻问题听取他们的观点,并对中国科幻现状和科幻批评提出建设性意见,这些都奠定了中国科普科幻研究史的基础,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他关注国外科幻创作与研究,分析凡尔纳、威尔斯、法布尔、伊林、海因莱因各自的特色,分析国外经典科幻作品和电影;与国外科幻文坛保持密切联系,将中国科幻引出去,国外科幻引进来;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种研究与科普科幻社会活动中,不遗余力地推广传播着科学思维,无数次面向社会各阶层进行科普科幻的培训与演讲。

叶永烈的创作始于科普科幻但并未受其局囿,以文学的视角看科学,以科学的视角看文学,将二者融会贯通,取长补短,使科普科幻创作更为丰满而又不丧失自身的特色。我想,中国科普科幻创作及研究领域会记住叶永烈这个名字,因为他是无可替代的,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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